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

別再濫用貨幣與財政政策

作者：吳俊毅（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國際事務資深專員）

玉山菊元駐外幹部吳俊毅博士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

現任德國證卷交易所駐北京經濟評論家

此評論文章 刊於蘋果日報

好文分享值得一讀

放眼全球多數國家，自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

，無不以提振短期需求面的經濟政策，

來作為治療經濟病症的唯一處方，甚至已經到了政策濫用的地步；

這也許是大多數有選舉制度的國家的共同現象。

造成此現象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選舉太多與政黨間的惡鬥；

政府官員沒有時間去構思國家長治久安的經濟政策，

更無暇去改善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因為要達成這些目標，

都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計畫與執行，

同時在實施後，也需要長期的時間，才能看出政策成效。

因此，最快的特效藥，

就是拿專門針對景氣循環波動的短期總經政策，

來提振該國低迷的經濟情況；

這就像是以打類固醇的方式來讓經濟情況在短暫的時間內展現活力；

而在藥效過後，就只能不斷地反覆施打；

甚者，只能將藥的劑量越用越強，

最終導致經濟問題更加嚴重，產生雪上加霜的窘境。

執政當局必須深入的暸解到，採取這些短期的經濟政策，

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可惜的是，絕大多數政府卻是樂此不疲的實施短期措施，

常常是為了謀取選舉勝選的利益，

而枉顧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不管是藉由施壓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

或者是從有財政政策主導權的財政部下手來達成短期的經濟振興，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讓經濟在自己的執政任期內，

看起來有改善的假象，並且作為選舉競選時，

對廣大選民大肆宣傳自己執政時的經濟政績。

要知道實施貨幣或財政政策的基礎，

主要是建立在維持經濟波動的平順與景氣循環的順暢，

這些政策絕不是拿來做為代替長期經濟發展或經濟改革的。

當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政策，

已經走到不得不用所謂的供給面的經濟理論來從事施政或改革；

原因不外乎，不是政策工具用盡，

就是經濟政策的效應已經漸漸地彰顯不出來，

甚至是到了無用的地步。

目前，這些國家的經濟，主要是面臨因為整體結構性的問題，

所導致的經濟不振；

當然同時也有週期性的衰退問題，

但政府在當下必須要把重心放在前者，

也就是正視該國 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到底所謂的供給面經濟學是什麼呢？

在學術上，它主要的建構基礎是來自於古典經濟學派，

並結合相關支派分流的理論；

簡單來說，就是運用【供給面來刺激需求】，

而影響整體經濟的供給面，

需要經由長時間與不斷的經濟改革來實現，

進而釋放出更多的需求；

也因此古典經濟學派的學理，

主要是運用在發展長期的經濟。

總體經濟理論於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

經過約八十年的發展，古典經濟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算是很完整，

背後都有很複雜的數學公式與嚴謹的數量模型。

總之，在主流學術上的區分是，凱恩斯經濟學，

用來管理短期的經濟波動與景氣循環；

而供給面經濟或古典經濟學可以應用在長期的經濟發展上。

多數有選舉制度的國家都想走捷徑，

因此不管該國的經濟情況如何，

通常是一律選擇以扭曲凱恩斯經濟學理論

（但也可能是施政者的不理解）

來合理化的運用擴大財政赤字，來刺激短期經濟，

也因此讓凱恩斯經濟學常被污名化。

以日本為例，

貨幣或財政政策有著很深的被日本政府進行操弄的痕跡。

日本銀行的獨立性，可說在安倍政府上台後蕩然無存；

所謂的技術官僚寧可甘願聽從政府的指示，

要貨幣寬鬆就寬鬆，並且是到了不斷加碼的地步，

可以說趨近於瘋狂的地步。

日圓近期快速升值的現象，

跟日央行所要用負利率的政策引導貨幣貶值，

結果是完全背道而馳，

就不就證明了決策者過度操縱貨幣政策是會遭到反噬。

日本政府所推出的財政政策，

也多有為了選票與政治獻金的意圖，

例如目前正在進行2020年的東京奧運建設項目，

有些好像有替日本財團開闢財源之嫌，並且其中有許多建設，

在2020奧運過後，對日本整體經濟發展產生多大的助益，

筆者是抱持著高度懷疑的態度。

日本迫切需要的是積極專注於結構性問題的改革；

其中包括財政紀律的提升、

降低高居不下的公共債務、

減緩人口快速減少與老化的問題，

才是重點中的重點；日本如 果改善了這些病症，

其他許多的結構性問題也可以自然的被導正，

而日本長期低迷的消費與投資端，才可能漸漸地走入正軌，

日本長達20年的通縮與悲觀經濟展望才有得以扭轉的機會。

台灣方面也是不遑多讓，跟日本相較起來，

台灣似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台灣政府似乎一直以來，把台灣經濟的問題，

簡化的認為是週期性的現象，

而不認為台灣的經濟是結構性的問題。

要知道不同的經濟病因，所開出的處方是全然不同的。

週期性的經濟衰退，

當然是需要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來提振短期的有效需求，

把失去的經濟動能從泥沼裡解救出來；

反之，結構性的經濟問題，只能靠經濟改革與時間來解決。

雖然台灣經濟面臨週期與結構性問題的雙重挑戰，

但其實結構性的問題，才是目前台灣政府最迫切需要關注的，

並且要積極地採取行動。

尤其是外貿結構太偏重於中國大陸的狀況，

再加上台灣的消費行為，因長年的薪資不升反跌，

而使台灣經濟受到嚴重的抑制。

政府更應該把關注放在區域經濟戰略定位的確認與落實，

並讓投資環境明朗化，吸引更多大型的跨國企業進駐，

有了這些外來的工作機會，長年不振的薪資才有機會上升。

要知道外來的競爭一定會帶給本國企業主壓力，

把低迷不振的薪資導上正軌，這才是薪資上漲的驅動力，

所謂政府引導或道德勸說是無實質的助益。

像台灣這種小型的開放式經濟體，轉向發展內需是不切實際的；

筆者建議還是需要以經貿作為台灣經濟的基調，

並且積極地進行產業在出口比例上的調整，

讓出口風險不至於全集中在單一市場上。

但重要的是，畢竟中國大陸市場具有其一定的經濟規模，

因此台灣不但需謹慎的正視中國市場，

而且更需要積極主動出擊，於此狀況下，

台灣政府一定要重新的全面檢視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戰略，

擬定明確、可行的兩岸產業分工藍圖，然後和對岸攤牌談判，

並重新簽訂協議。

兩岸經貿是一個政治問題，台灣方面必須要以智慧來政治解決。

而筆者主張，這是一個台灣有機會可以玩對自身有利的槓桿遊戲；

筆者同意對於北京當局來說，

北京目前有許多要發展或要跟台灣競爭的產業是

"不可讓出的利益"；

但此利益，比起中國大陸更高的國家利益

《台灣是不可丟失的核心利益》，

這無庸置疑是優先的，因此拉攏廣大台灣的人心，

是對岸暫時不會 丟棄的手段。

筆者期許台灣新政府對於整頓經濟亂象，一定要走在正道上，

並且需要運用一些手段和正確的政策工具。

明確的說，就是新政府需要有要破釜沈舟的意志，

停止再有花錢拼經濟的思維，更不能再因選舉，而繼續便宜行事，

以使用擴張財政的政策方式，

蓋一些無法發揮經濟效益的蚊子館、

或是散佈在各縣市無經濟效益的機場，

或從事跟財團妥協的開發案。

對於貨幣政策，

一定要保留給中央銀行有獨立、自主運作的空間，

讓中央銀行不受外界干擾自主運作。

新政府同時需要有心理準備，因為真正落實這些作為後，

難免會有一至兩年的陣痛期，

但這是為了要讓經濟大病痊癒所必須要經歷的過程。

在此同時，新政府更需要積極、並有策略地去面對北京，

來為台灣拿到該有的經濟利益，

重新打造台灣經濟的競爭力。